1931年爆发的九一八事变，标志着日本妄图变中国为其独占殖民地的侵略战争已经开始。中国人民反对日本侵略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也从此开始。但由于日本实行不宣而战的逐步推进的战争策略，及国民党政府执行不敢宣战的有限的抵抗政策，使全国性的抗战直到1937年七七事变才爆发，这就形成了抗日战争的局部抗战阶段。 抗日战争局部抗战阶段的形成有其深刻的原因。 首先，发动侵略战争的一方——日本帝国主义的法西斯战争体制

1944年9月，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参政会上提出改组国民党的一党政府，建立一个联合各党各派共同抗日的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联合政府的提出是当时政治形势发展的必然。 第一，国际形势的基本要求。中国人民在经历了无数的艰难困苦和自我牺牲之后，整个世界上反对法西斯侵略者的神圣的正义的战争，已经取得了有决定意义的胜利，中国人民配合同盟国打败日本侵略者的时机，已经迫近了。但是仍然存在着危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急需

新四军是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的简称。它是在全国抗日战争爆发，以国共合作为中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的历史背景下组建的，由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组成，是共产党领导的又一支抗日武装。 西安事变后，中共中央转为贯彻“联蒋抗日”方针。蒋介石被迫接受中共中央“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倡议后，在华北实现了国内和平，但又玩弄“北和南剿”阴谋，企图利用中共中央尚未恢复与南方游击区联系之机，调集大军消灭南方

武装夺取政权，是无产阶级革命的规律之一。但是由于各个国家的具体条件的不同，所走的道路也不相同。俄国十月革命走的是举行中心城市起义这条路，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应当怎样走，是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一大难题。 　　在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内盛行着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俄国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他们照搬俄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的经验，不承认在中国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井冈山地处湘赣边界的罗霄山脉中段。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到达这里后，抓住统治阶级内部发生新的破裂的时机，粉碎国民党军队的“进剿”，并全力进行党、军队和政权的建设，使以宁冈为中心的湘赣边革命根据地有了初步基础。 　　朱德、陈毅率部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和湖南农民举行湘南起义后，向井冈山转移，于1928年4月下旬同毛泽东率领的部队会师，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不久改称工农红军第四军)，毛泽东任中共

按照一般常理，一场战争的开始时间，不应当有什么分歧。但是，近年来国内史学界围绕着中国抗日战争的开端问题，展开了相当规模的讨论，主要是针对八年抗战的说法，提出了十四年抗战的概念。 九一八事变后，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但是，当权的南京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却从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出发，对日本的侵略求助“公理”，集中力量“剿共”。同时，在中共中央占统治地位的“左”倾教条主义者，九一八事变后主张抗日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举行，此时正是大革命的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但是，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并没有承担起挽救革命的重任。 　　会上，陈独秀代表中共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大会作了长达六个小时的《政治与组织的报告》。报告中涉及了中国各阶级、土地、无产阶级领导权、军事、国共两党关系等11个问题，既没有正确总结教训，也没有提出挽救时局的方略，反而继续提出一些

共产国际、斯大林在中国大革命初期和中期的领导，基本上是正确的，因此使中国大革命在当时取得了很大发展。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陈独秀当时对于斯大林、共产国际的一些正确主张，基本上是执行了的。所以，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在大革命初期和中期的领导也是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共产国际、斯大林对中国大革命的指导也不是一贯正确的，其错误的方针政策对陈独秀在大革命后期所犯的错误是有直接影响的。从指导思想

关于由“红军”的称号改变为“工农红军”的称号，在中共中央的历史文献中没有见到明确的指示。至于这个称号的最早使用，只见于广州起义，但中共中央并未赞同。后来几年也未见有这一称号的使用。 最早使用这一称号的中共中央文件，是1931年1月7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四中扩大会告中国工农红军书》。此后，在中共中央和地方党的文件中称我军为“工农红军”的逐渐多起来了。例如3月9日中央在《红旗周报》公布的《苏维埃第一次

“第三时期”理论，是1928年7月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关于时代和共产国际任务的理论。“第三时期”的主要特点，是世界由此进入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一个新的社会冲突和阶级搏斗的阶段即将来临，具体说来，即帝国主义国家相互大战和反苏战争、殖民地人民反帝民族解放战争和各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阶级战争已迫在眉睫。实践证明，“第三时期”理论是一种“左”倾冒险主义的理论。它对1928年以后的世界形势作了错误

1931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参与领导中央特科工作的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6月，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主席的向忠发在上海被捕叛变。这两人的叛变给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领导人的安全造成极大威胁。在周恩来等人的领导下，中共采取果断行动，迅速将中央机关和中央主要领导干部转移到安全地带或撤离上海。王明于10月前往莫斯科，周恩来于12月底到达中央根据地的瑞金。在他们离开上海之前的9月下

党章建设是党的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党历来髙度重视党章建设，总是认真总结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经验和新鲜经验，把党的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的重要成果及时体现到党章中，充分发挥党章对于党的工作和党的建设的规范和指导作用。 　　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兼具党纲与党章特点，明确我们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并且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章程为榜样，规定了党的组织原则、组织机构和人党条件等问题

中国共产党由于始终高举争取民族解放的大旗，在最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敌后抗战，坚持团结全国最大多数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从而博得了人民的信任，发展了自己的力量。抗日战争胜利时，中国共产党已成为有120多万党员的大党，抗日根据地的面积达到近10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一亿人，人民军队发展到120余万人，民兵发展到220万人。国民党统治区内由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组成的民主力量有很大增强，并同共产党

中共一大党纲并不是最早的中共党纲。据有关材料和早期党员回忆，在这之前至少还有以下一些稿本： 　　1920年夏，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等人起草过一个党章草案，由李汉俊用两张八行信纸写成，约有六七条（也有人忆为十余条），内容有：“中国共产党用下列的手段，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一、劳工专政；二、生产合作”等。这个党纲曾由陈公培带到法国，施存统带到日本。 　　1920年九十月间，北京

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专项资金 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为促进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事业持续健康协调发展，加强和规范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专项资金（以下简称繁荣计划专项资金）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有关精神、《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中央财政科研项目资金管理等政策的若干意见》以及国家财政财务管理有关